第29节
  岁在甲子约定的是起义时间,事实上这一年也刚好是甲子年。但这里面未尝没有神秘意味,因为甲子为六十年一个轮回之首。岁在甲子,有开始新纪元之意。
  这当然是巧合,但足以让人兴奋。
  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,则略嫌费解。因为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,土德的黄天应该在火德的赤天之后,苍天却是木德,也不代表汉,汉是火德。
  也许,这句话的意思是:木(苍天)已被火(汉王朝)烧成灰烬,现在轮到土,土是黄天。
  难怪他们要戴黄头巾。
  光武帝用来夺取江山的手段,被黄巾军用来推翻他的王朝,这真是情何以堪。不过黄巾军倒不是存心要让光武帝的在天之灵难受,因为他们原本就是道教徒。
  道教的起源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情,但不会早于汉顺帝时期。据说当时有个名叫宫崇的人,献出了一本叫《太平青领书》的神书,而这本书又是他老师于吉得到的。有关部门认为该书妖妄荒唐,便藏在宫中,并未公开。
  后来不知为什么,张鲁手上也有了这部书。
  张鲁可就跟道教有关了。他的祖父叫张陵,也就是道教讲的张天师。张陵创造的教派叫天师道。由于入教或看病要交五斗米,所以也叫五斗米道。
  另一个教派则叫太平道,创始人就是黄巾起义的领导者张角。黄巾军失败以后,太平道融入了天师道;而天师道则因为张鲁投降曹操,慢慢发展起来。
  天师道和太平道的故事,大约基本属实。于吉得到了神书,则只能姑妄听之。但这段记载还是道破了天机:该书主要讲阴阳五行,也有很多巫觋(读如习)杂语。
  巫就是女巫,觋就是男巫。
  也就是说,道教出自巫术。
  这并不奇怪,印度的婆罗门教就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(有关巫术的观点均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《国家》)。但道教在东汉后期产生,却发人深省。
  是啊,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?
  直接原因是佛教已经传入中国,时间是在汉顺帝之前的汉明帝时期,佛寺则首先在洛阳建立。尽管这时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还很肤浅,甚至也把它看作一种方术,但这种闻所未闻的精神文明还是让我们耳目一新。
  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的。宗教既然是好东西,那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个,哪怕借鸡下蛋。
  这时,犹太教和基督教还没有传进来,伊斯兰教则尚未诞生,我们并不知道一神教为何物。但我们从佛教那里得知,宗教需要教义和教主,需要组织和仪式,更需要理论基础、修持方式、崇拜对象和最高智慧。
  那么,我们有吗?
  有。阴阳五行就是理论基础,练功和服丹就是修持方式,各类神明就是崇拜对象,老子的道就是最高智慧。只要把老子奉为教主,术士称为道士,就成功了。
  道教当然并非如此简单,它的诞生和发展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但这不是我们要说的。我们更关心的是,道教在中国必然要产生吗?如果说它的横空出世乃应运而生,那么道教的“运”又是什么?
  巫术的合法化和正规化。
  我们知道,巫术是一种原始文化,因此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要变身。比方说,在希腊变成科学,在印度变成宗教,在中国变成礼乐,在全世界变成艺术。
  变成礼乐以后,巫术就不再是巫术。正宗的儒家是不讲巫术的,也不喜欢怪力乱神。唯其如此,图谶,包括后来的佛教,便一直遭到正统儒家的抵制。儒家讲的是王道,而王道不需要装神弄鬼,也与方术无涉。
  可惜,巫术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,也有适合其生长的气候和土壤,尤其在民间。因此,它只会被底层化和边缘化,不可能彻底消亡。
  更何况,巫术还有它的合理性。
  事实上,正如欧洲的中世纪并非一团漆黑,包括方术和谶纬在内的巫术也并非一无是处。汉代纬书中,就不乏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数学和哲学的知识。与巫术息息相关的中医学,更不乏人体学和医药学的内容。
  其实两汉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。张衡的候风仪和地动仪,扬雄的《太玄经》(数学),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(医药学),王充《论衡》中的某些部分,都是重要的科研成果。
  就连被斥为妖妄荒唐的纬书,也发现了日蚀的科学原理(日光沉淹,皆月所掩),以及为什么地球在运动人却以为地不动。他们的说法是:这就像在大船上闭窗而坐,是不可能感觉船在行走的。
  这并不奇怪。汉,毕竟是大帝国和大文明,有一种开阔的胸襟、豪雄的气势和远大的目光,可以纵横万里,包揽天地。汉人也信心满满,自认为有资格有能力勘破宇宙的秘密,对之前的文明做出总结性的发言。
  天人合一,阴阳五行,就是这种远大目标的产物。换句话说,汉人是要彻底弄清楚自然与社会、历史与现实的关系,并为之构建一个科学模式或数学模型。
  可惜,中华文明的科学基础实在薄弱,能借助的力量只有巫术。这就不能再让巫术底层化和边缘化。但,巫术如果不能变成科学,就只能变成别的。那么,它在汉代又怎样实现自己的合法化和正规化呢?
  上层将巫术政治化,下层将巫术宗教化。
  政治化的巫术就是图谶,就是纬书。也就是说,巫术政治化的前提,是儒学的巫术化。儒学巫术化了,巫术才能儒学化,也才能合法化和正规化。但,两汉儒学是为政治服务的。所以,两汉巫术也必然政治化。
  结果是什么呢?
  政治巫术化,比如王莽,比如刘秀。
  与此同时,巫术也在宗教化,宗教化的巫术就是道教。道教的宗教外衣是从佛教那里借来的。结果又是什么呢?是佛教的道教化。后世一般信众心目中的佛教,其实是被巫术化和道教化了的,只有禅宗是个例外。
  显然,政治巫术化,佛教道教化,都因为巫术没能科学化。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  然而历史没给我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。董卓,一个野蛮、强悍而又狡猾的西北军阀,像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闯进了洛阳。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碎了,接下来是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乱。一直要到隋唐以后,我们民族才能静下心来,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。
  但这绝不意味着三国、魏晋和南北朝是一塌糊涂和没有意义的。恰恰相反,正是由于这三个半世纪的积累和准备,中华民族才发展壮大起来,中华文明也才再次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文明。
  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。
  后记
  ☆、为什么是罗马
  公元前后的五六十年,对于中国和世界恐怕都是颇为重要的。公元前27年,屋大维建立了元首制。公元25年,刘秀开始了新王朝。从此,大汉变成了两个:西汉,东汉。罗马也是两个:共和国,帝国。
  两汉两罗马,即此之谓。
  此后,而且相差不到一百年,中国和罗马都陷入分裂状态。罗马变成东西两个帝国,中国则是南朝和北朝。南北朝之后的中国重归一统,罗马却走上不归之路。
  如此镜像,令人着迷。
  罗马跟中国确实很像,比如多神崇拜,信仰自由,甚至没有信仰。中国的皇天上帝虽然掌握了天命和革命的终审权,平时却并不直接插手人间事务。罗马的诸神更是保护者而非裁判员。人的是非,神是不管的。
  也就是说,中华和罗马都是“人本”而非“神本”。唯其如此,他们才会一个发明了礼治,一个发明了法治。法治也好,礼治也罢,都是“人的自治 ”,没有上帝同行。
  所以,罗马人跟中国人一样,家族观念强,重视亲情伦理,相信君子协定,认为无信义即无人伦。或者说,他们其实也有类似于“五常”的观念。
  这一点,在恺撒被刺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。
  前面说过,布鲁图等人刺杀恺撒,是为了阻止帝制、保卫共和。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正义的,但在当时却弄得人人喊打。倒不是共和制度不得人心,更不是变成帝国乃人心所向。他们成为过街老鼠,仅仅因为犯了众怒。
  为什么会犯众怒呢?
  盐野七生《罗马人的故事》指出了两点。
  第一,元老院全体议员曾集体宣誓,誓死保卫恺撒的人身安全。这种誓言在罗马属于最高等级:无须人质也无须担保,却具有公共效力。因为宣誓人都是公众人物,从来就视名誉如生命,不会也不敢背叛誓言。
  第二,恺撒在罗马被尊为国父,有着父亲般的神圣光环,遗嘱中又交待要将遗产分赠罗马公民。因此,对于罗马人来说,布鲁图等宣过誓的人刺杀恺撒,就不但是背信弃义,而且是弑父弑君,是可忍孰不可忍!
  难怪愤怒的民众会把共和国的保卫者称为“弑父者”,一个个恨不得亮出复仇之剑。这种情感,中国人不难理解。《后汉书》说罗马“有类中国”,看来也有道理。
  中国与罗马,确实具有可比性。
  不过,我决定写这本《两汉两罗马》,却并非仅仅因为有这么多看起来的相似和巧合,更因为只有汉代的中国人和古代的罗马人,才第一次创造了世界性文明。
  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亮点。
  毫无疑问,文明从来就是相互影响的。埃及和西亚文明影响了希腊,希腊又影响了罗马,也影响了北非、西亚和中亚。然而在希腊化时代,希腊本土是衰落的。文明的中心不在雅典,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。
  印度也一样。最能代表印度文明特色的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,影响力不出南亚次大陆。产生于恒河流域的佛教虽然传播到了全世界,但在自己的文明圈内却谦虚地退居二线,实际作用远不如在异国他乡。
  两汉两罗马就大不一样。
  罗马与汉,都是在自己的鼎盛时期走向世界的。两国都有强大的中央政权,治理着几乎同样大的疆域、同样多的人民,也都依靠铁马金戈开疆辟土,并推行民族同化的政策,以此建立起世界性的文明圈。
  留下的遗产同样丰富。
  汉的贡献是为中华帝国奠定了基础。帝国制度虽然是秦始皇创立的,却有着严重缺陷和致命弱点。正是由于汉武帝及其继承人的努力,这些问题才得到了解决,中华也才成为世界上最典型和最稳定的帝国。
  两汉,是帝国制度的样板。
  罗马则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原型。实际上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述,罗马的政体设计确实精巧而高明:执政官、元老院和人民大会,分别对应着君主制、贵族制(或寡头制)和民主制,可谓集三种制度的优越性于一身。
  当然,罗马并非没有问题。他们的问题是: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,变成超级大国以后就再难实行。此外,元老院的精英性质和奉献精神没有制度保障,执政者从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变成终身制的皇帝,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
  因此,只要把人民民主由直选制改为代议制,给执政者(无论他叫总统还是国家主席)一个合适的任期,再解决元老院的组成问题,几乎就是最不坏的政体。
  更重要的是,罗马的共和精神和法治观念,恰恰是现代文明最需要的。事实上,只要坚持共和,坚持法治,则无论人民民主,抑或君主立宪,都是现代文明。
  这就是罗马的贡献。
  更何况,他们还贡献了基督教,尽管基督教其实是罗马帝国和罗马文明的掘墓人。
  这样看,中华文明就有了别样的意义。
  中华文明的意义在于:一个如此幅员辽阔、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,没有宗教信仰,也不靠血腥和暴力,却能长时间维持统一,或在四分五裂和外族入侵后重建家园,维系文明数千年不中断,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?
  同样,中华文明虽未中断,却在衰减,并逐渐失去世界性。相反,罗马文明却浴火重生,在文艺复兴之后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之一。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?
  当然有。
  只不过,弄清楚这奥秘,需要全球视野。
  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本书的原因,也就是本书为什么要从世界、历史、制度、信仰和理念五个方面展开讨论的原因。现在期待的,是诸位的批评。
  附录
  ☆、本卷大事年表
  公元前3500年,人类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埃及和西亚。
  公元前3100年,纳尔迈(美尼斯)建立埃及第一王朝。
  公元前3100年-前2700年,克里特文明诞生。
  公元前2500年,哈拉巴(印度河)文明诞生。
  公元前1700年,有证据证明的夏文明诞生。
  公元前1200年,奥尔梅克文明诞生。
  公元前1046年,武王伐纣。
  公元前969-前936年,腓尼基推罗国王希拉姆一世。
  公元前960-前930年,以色列-犹太国王所罗门。
  公元前841年,西周共和。
  公元前770年,平王东迁。
  公元前753年,罗马建城。
  公元前722年,春秋开始。
  公元前721年,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灭以色列王国。
  公元前671年,亚述征服埃及。
  公元前639年,亚述巴尼拔攻陷埃兰首都苏撒,亚述帝国的版图面积空前绝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