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节
  藩就是藩王,也就是诸侯。削藩,就是削弱诸侯们的力量。这并没有错,汉文帝就是这样做的。但文帝分齐为七,分赵为二,分淮南为三,得到封国的仍是诸侯王的子弟。晁错却不同,是要把王国的郡县夺归中央。
  软刀子割肉不疼。何况按照文帝的做法,割下来的肉仍然烂在锅里,诸侯没有意见,有意见也没有话说。晁错的做法却是虎口夺食,诸侯岂肯拱手?
  逼急了,没准会造反。
  晁错却不管三七二十一。他说,削藩是迟早的事,造反也是迟早的事。削,他们会反;不削,他们也反。早削早反,后患小;晚削晚反,后患大。等到各路诸侯羽翼丰满尾大不掉,想削都削不了啦!
  景帝觉得有道理,于是下令削去楚国东海郡、赵国常山郡、胶西国六县、吴国会稽郡和豫章郡。
  令下,七国反。
  造反的诸侯,有吴王刘濞、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、王刘贤、胶西王刘(读如昂)、胶东王刘雄渠、济南王刘辟光,所以叫七国之乱,也叫吴楚之乱。
  打出的旗号是:入诛汉之贼臣晁错。
  领头的吴王刘濞气焰嚣张。他照会各国声称:敝国虽小,也有三千里;我军虽弱,也有五十万;寡人虽贫,也节衣缩食三十年。吴国在天下各处都有存款,各位大王要犒赏三军,尽管用钱,跟寡人打声招呼就行。
  刘濞又在国内总动员。他说,寡人今年六十二,亲自将兵;寡人的小儿子十四岁,也身先士卒。所以,从十四到六十的男丁,都要出征。
  结果,刘濞兵力猛增。
  如此架势,汉景帝始料未及,方寸大乱。
  晁错也慌了手脚。实际上,此人是个书呆子,情急之下竟连出昏招,居然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,自己留守京城。这就等于把安全留给自己,危险留给皇上,何况麻烦还是他自己惹出来的。难怪群情激奋,皆曰可杀。
  汉景帝心里,恐怕也咯噔一下。
  晁错却毫无知觉,又想公报私仇,利用御史大夫(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)职权,要杀总跟自己作对的政敌袁盎,理由是袁盎曾说吴王不会造反,肯定是接受了贿赂。只不过,这一提议被监察官员们集体否决。
  袁盎却得到了消息,紧急求见景帝。
  景帝问袁盎:爱卿曾经担任吴国丞相,了解他们君臣的为人。你看吴楚之乱会怎么样?
  袁盎说:不足为虑。
  景帝大吃一惊:吴王头发白了还造反,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他会干吗?爱卿难道有什么妙计?
  袁盎说:吴王和楚王作乱,是被晁错逼的。如今只要杀了晁错,派使节赦免吴楚七国,恢复他们被削之地,则兵不血刃而天下重归太平。
  景帝沉默良久,然后说:朕不会因为爱护一个人,就不顾天下万民的。
  十多天后,晁错被杀。
  那么,刘濞他们退兵了吗?
  也没有。
  吴王刘濞甚至根本就不见前来宣诏的汉使袁盎。
  和谈不成,就只能武力解决。
  历时三个月的一场内战,最后以七国兵败、诸王皆死而告终。他们或者被杀,或者自杀,一个个身首异处。这是景帝没有想到的。想得到,他就不会杀晁错。这也是吴王没有想到的。想得到,他就不会那么猖狂。
  然而两位功臣的结局,也不美妙。
  功臣就是梁王刘武和太尉周亚夫。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,汉文帝时为将。文帝到他的细柳营劳军,先是进不了营门,进去以后又被告知营中不能跑马。最后亚夫出来拜见皇帝,居然手持兵器一身戎装,拱手行军礼。
  汉文帝感叹说,这才是真将军呢!临终前又告诉汉景帝:将来国家有难,亚夫堪当重任。
  周亚夫也不负厚望,在这次战争中大破吴军,平定了七国之乱。但他的胜利有一个前提,那就是梁王刘武坚守在睢阳,拖住七国大军三个月之久。等到叛军筋疲力尽、弹尽粮绝,转而与亚夫作战时,已是不堪一击。
  梁王也乘势痛击,战功跟周亚夫一样多。
  显然,没有梁王,汉帝国不可能胜利。
  梁王刘武支持中央并不奇怪,因为他是汉景帝的亲弟弟,他俩的母亲窦太后甚至更喜欢这个小儿子。有太后宠爱又是功臣,梁王变得跋扈。他居然指使他人谋杀了袁盎等十多位大臣,原因是他们反对景帝立他为接班人。
  这事直接导致了景帝与梁王的不和,梁王刘武最后也郁郁寡欢而死。他死后,梁国被分裂,变成梁、济川、济东、山阳、济阴五个小王国。
  梁王刘武死后一年半,周亚夫被诬下狱。
  司法官问:君侯为什么要谋反?
  周亚夫答:有什么证据说我谋反?
  司法官说:就算现在没反,也打算死后在地下反。
  周亚夫百口莫辩,只好去死。
  一代名将周亚夫是绝食五天吐血而死的。汉景帝下此毒手,则是为汉武帝登基做准备。景帝曾看着周亚夫的背影说:这样的人,哪里是少主可以驾驭的!
  周亚夫死后一年多,景帝驾崩,武帝继位。这时,列祖列宗已经做好了种种铺垫,单等他大显身手。
  第二章 独尊儒术
  公孙弘得到提拔表面上是靠儒学,但他是儒生也是文吏,吃得开的原因是他既懂政治又懂业务。
  可疑的独尊
  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
  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两千多年。
  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
  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
  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2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
  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
  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到猪圈里去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
  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
  当然。
  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
  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
  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绝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
  这当然绝无可能。
  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
  休息是必需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坐牛车。
  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
  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
  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
  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
  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
  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
  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
  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
  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
  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
  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
  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
  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
  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
  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
  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
  儒学,为什么就适合做统治思想?
  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
  法家之政为苛政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
  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
  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
  这就是三纲五常。
  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
  新儒生
  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,是新儒学。
  新儒学的代表人物,是董仲舒。
  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,才进入皇帝视野的。正是在这次对策中,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,明确建议“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,勿使并进”。
  这,就是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
  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,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。
  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,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。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,在《史记》中与他人合为一传。到班固的时代,董仲舒才脱颖而出,被推为儒首。他的“天人三策”也才载入史册,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。
  这说明什么呢?
  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,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。事实上,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,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其深远影响,也要到后世才显现。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,不是新儒学,而是新儒家,或新儒生。
  新儒生的代表人物,是叔孙通和公孙弘。
  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博士,在二世的时代供职于宫中。这说明秦始皇其实只焚书,不坑儒(所坑为术士)。焚书的目的之于文化,也不是毁灭,而是垄断。所以,陈胜吴广起义后,被秦二世叫来问策的,是一群儒生。
  儒生都是书呆子。他们的对策,是出兵镇压。
  二世闻言,脸都绿了。
  叔孙通赶紧上前说:天下一统,四海一家,明主在上,法令在下,哪有什么人造反?小偷小摸罢了。
  秦二世龙颜大悦。